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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北大博士成为外卖骑手

原标题:当北大博士成为外卖骑手

来源:极昼工作室

| 李晓芳

秩序

前几天不是有一位北京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,他去跑了一天外卖,12个小时,送了5单,挣了41块钱,然后说心里很委屈,也很辛苦。以我的经验,他只是跑了一天,再跑两天就习惯了,习惯以后他不会觉得跑5单很辛苦,而是我还能跑,我可以跑30单、40单,甚至会抱怨平台,为什么不再给我多一点单子?因为你的劳动力极限已经慢慢被撑开了。

2018年3月初到8月中旬,我加入了北京中关村的一家外卖骑手团队,送了五个半月的外卖。那个团队是北京最早出现的骑手团队之一,当时的站长说过一句话,“咱们团队称得上全国单量第一的外卖团队。如果说全国的外卖团队看北京,那么北京的外卖团队就要看咱们了。”

我们每天9点在中关村广场集合,9点半开晨会,10点开始等单子。我第一天才跑了9单,当时费用还高点,送一单8块钱,我挣了72块。后来极限撑开了,我最多一天送了24单,那个时候甚至还想平台怎么不多派两单。我一般跑到下午3点就不跑了,因为电动车没电了,就会开始找骑手做一些访谈。大部分外卖员会备两块电池,一直跑到晚上八九点,平均每天能跑三四十单。

很多人一开始不知道我是北大的博士,不愿意搭理我,对我的身份会有疑心,觉得我不担心生计问题。后来知道了,就很多人愿意跟我聊天。他们觉得你是博士嘛,会来问我,将来干哪行哪行怎么样。

我的论文写的就是数字治理下的劳动秩序。劳动社会学的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想知道劳动秩序,全国这么多城市,几十万的骑手,同时间在各地走街串巷,表面上看着很乱,但是他们背后有一个秩序。这个秩序在哪?你就会想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种井然有序成为可能。

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到用“算法”这个词,用的是“数字治理”。因为我在送外卖的过程中意识到,平台在不停地收集数据。通过智能手机和上面安装的配送软件,平台可以不断地追踪骑手的轨迹。到了室内,GPS信号一般会比较弱,但没多久平台就能通过商家的Wi-Fi网络、室内定位基站等等去收集记录骑手的数据,包括骑手的运动状态,到达商家的时间、停留的时长,消费者住址楼层、等待消费者取餐的时长等等。

我后来跟外卖平台的技术员接触过,他们告诉我不光是骑手身上的数据,商家的数据,包括每天订单的多少、重量、内容物,还有消费者的偏好,这些他们都可以知道。比如骑手送餐晚了,有消费者就会直接给一个差评,有些消费者可能连续几次都不会给差评。平台就会开始测算,给你一个预计送达的时间,对于好说话的消费者那可能时间多少都没关系,对于比较计较的人,平台可能就会故意地在送餐时间上多放点水,本来30分钟可以送达,平台给的时间是35分钟。

我们有一个说法叫“投喂”,所有的数据、每个人的习惯都可以让系统去学习和吸收。平台掌握了大量的数据,再用数据去给你规划怎么取餐、送餐,怎么给每个订单定价。我最后写的其实也是这一点,这样庞大复杂的劳动秩序之所以成为可能,是有这样一套数据支撑的系统,是把所有一切可以纳入的,都纳入到了可以计算的程度,是一种高度的控制和精准的预测。

等单间隙,一名外卖员在休息。

“自发游戏”

我送外卖那段时间,大部分时候也会抱怨一个事情,就是时间,特别是中午高峰期时段,单子真的特别多,也催得紧。这个时候你心里多少都会有点慌,因为你会来不及,通常也是这个时候最容易出事故。

我记得3月的时候,北京天还挺冷。当时我还没开始跑,处于观察状态,有一个骑手带着我跑,我们俩跑相同的距离,一样的时间,一起进了企业的电梯,他搁那儿喘气,汗珠子就从额头上往下冒。我就在想我跟他一块跑的,确实身上发了点热,但不至于到大冒汗这个程度。我就说你是不是累了?他说不是,我是心里面发慌。

外卖平台上最早送一单要一个小时,后来大家都在抢,谁能突破30分钟大关,最后他们现在能达到28分钟。压缩了那么多时间,一方面是技术上有更新,但这毕竟是很少的,因为计算机运算能力很强,它节省也就是几秒钟。于是你看到大部分节省下来的几十分钟时间,是靠骑手。

我印象很深刻的是2018年6月,系统做了一个很大的调整,就是为了提升时间。那天我所有订单都迟到了。

那次平台出现了一个“顾客期望到达时间”,原本这个订单的配送时间是45分钟,系统给你改成顾客期望你40分钟送到,但顾客那儿显示的不是40分钟,假如我42分钟送到,顾客看到的是我还没有超时。到底有没有超过,是由系统来判定,而这个判定标准是什么?没人知道。有些人超了两分钟判定他没超时,有些又判定超时了。

你可以把它看做是平台做的一次实验,测试你是不是还能跑得更快。那天大量骑手超时了,在群里大家反应就很激烈,直接开始骂人了,因为这个实验的代价和后果是骑手买单的。一旦超时,这单挣不上也就算了,还可能扣你个几十块钱,甚至停号。一停号就是半天或者一天不能跑,把你拉去做线下培训。

我之前做问卷调查,一个骑手在北京生活,一天睁眼就是100块钱的支出,包括房租、各种生活开销。所以可想而知,一个处罚,甚至停半天对他们的影响有多大。也就是那次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,我发现平台在想尽办法压缩配送时间,他们在不断试探人的极限。

在这个过程中,骑手也会反抗。我后来研究,他们是不是真的具有自主性,是不是真的很自由?因为那时候都说送外卖很自由,上下班时间自由,不想干就不干了,好像角色权利很大。但做完调查,我发现这种反抗,其实力量很微弱。数据会对你的自主性造成挤压。

平台有自己的一套游戏规则去管理骑手,比如庞大的数据库,还有用游戏等级给骑手划分标准,从青铜、白银、黄金到星耀骑手,鼓励骑手多接单,一级一级往上升。骑手也有“自发游戏”。

我记得当时我们去人大知行公寓楼送外卖,人大只允许骑手从校园北门进去,所以系统给你计算送餐时间的时候,会以北门作为测算依据,导航也会让你从北门进。北门到知行公寓的骑行距离大概是800多米,要花4分钟时间。但后面就有人发现,知行公寓旁边有一个侧门,电动车开不进去,但人下来走两步就进去了,很方便,步行时间不超过半分钟。所以很多骑手就会改变路径,提前完成知行公寓的送餐任务,节省下来的时间可以跑其他订单。

这相当于是系统中的一个漏洞,骑手也发挥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,按照自己的决策和想法去做我要做的事情。但很多人都这么做了以后,平台也发现了,它就会给你压缩时间,堵上这个“漏洞”。骑手找近路节省的时间原本是可以用来休息或者跑更多订单的,但由于系统敏锐的“数据控制”,它能很快根据骑手的轨迹更新路线,最后可能就导致原先的30分钟变成25分钟。

平台推着骑手去找捷径,找到了之后,我按你的新捷径来设计标准。骑手的自主性实际上最终还是可能会被压缩到非常小的一个范围。

你会发现技术的进步好像并没有让人生活得更好,科技的便捷是永远赶不上甲方的需求的,当你完成了现在的任务量,永远会有不断涌现的新需求。它在不断地把人陷入内卷的道路当中。

我们为什么会对时间这么苛刻?是一开始就这样吗?还是我们被平台建构了这样的想法?我觉得我们需要反思。

而且这个过程当中也涉及到人的极限的拓展,你说时间还能降吗,可能也还能再降一降。我最近的一篇文章提到一个概念叫“超级流动”,想说的是外卖骑手跑得越来越快,这个流动的背后是有原因的,就是资本增值的一个需求。

在马克思看来,资本在生产当中投入的时间越多,在流通环节投入时间越少,资本增值就越大。从这个角度讲,平台只能是希望流通过程越短越好,最好是菜刚做出来就能马上送给你,恨不得你在家尝到的跟你在饭店尝到的是一样的体验,你就愿意花很高价钱买它对吧?所以这本质上是符合资本积累的逻辑的,最终的趋向就是他们会越跑越快。

除夕,外卖骑手仍在工作。

隐身的平台

外卖行业里有一个控制权重新分配的问题。管理一般是三方面,第一就是指导工作,员工按照老板的指导去做。第二是要评估员工工作当中的表现,第三是根据评估,决定给员工奖励还是惩罚。放以前的话,这三项工作都是老板决定的。

而现在呢,你会发现boss都不管了。谁来指导?平台给骑手开单,平台根据导航告诉他们先送哪个,再送哪个。消费者决定给差评还是好评。最后的奖惩又是平台根据消费者的评估来决定。你会发现这个“老板”找不着,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软件系统在负责第一项和第三项工作,第二项交给了消费者。

控制权一分配,相应的矛盾就跟着被牵引到了其他地方。技术遮蔽了对应的劳资关系,骑手即便有不满,也不知道找谁发泄,甚至有可能发泄错了地方。我当时就发现很多骑手是在真情实感地骂手机系统,觉得问题都是这个傻X系统造成的。还有一点,外卖企业的架构是一层一层往下加的,有区域经理、加盟商、站长等等,老板到底是谁,骑手已经找不着了。他们只能对着系统发泄。

而在消费者角度,他们并不了解背后的奖惩规则,这套规则是严重失衡的。我送外卖的时候,一个好评能加两块钱,一个差评扣10块,投诉扣200块,处罚的力度远远大于奖励的力度。所有人都害怕被处罚。有时候消费者给一个差评,骑手跑一单才8块,最后还倒欠两块,那可能“噌”地一下,骑手情绪就上来了。

更可笑的一件事是,当消费者和骑手产生矛盾后,平台反而成为了一个仲裁者。它负责判断谁对谁错,而这原本应该是平台或者说资本该负的责任。

你看平台发的一些报告,尤其像美团说疫情期间,骑手的数量不降反升,看着好像一切都很好。但这个行业到底好不好,你要看它的流动率高不高。如果流动率很高,说明它留不住人,那说明它本身还是有问题的。

我当时的访谈对象基本都已经不在这个行业了。我论文里的主人公是甘肃人,原本想在家开小饭馆,也没干起来,欠了很多债,他就到北京来送外卖。他住的就是城中村,骑手都会聚集在类似的地方,1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要住三四个人,条件也不好,他来北京两个月没有洗过澡。

他干了一年多,每天可能就送三四十单。除了他自己的吃穿用度什么的,能攒下来一半钱就不错了,还挺累的。2019年他就回甘肃了,在老家卖房子。

去年跟朋友吃饭,我还碰到了论文里另一个比较重要的主人公。当时我们在坐电梯,他拿着手机进来了,我们都戴着口罩,但我们互相看了一眼就认出对方了,也没说话,直接就抱在了一块。抱完了以后我才问他,你还在干这个?就这样聊了两句。他还要赶着送餐。他是少数还在干外卖的。

骑手在大雪中送外卖。

对女骑手也感兴趣,她们在这个群体占了8%左右的比例,但好像关于她们的报道很少。我最早观察女骑手发现大致有三种类型,第一种就是年纪比较大的,四五十岁。第二种从外貌上看比较男性化,很多理了个平头。第三种是小媳妇类型,一般是跟她老公一块干。

个行业是男性主导的,女性进入的话多少有点不容易,所以她们在策略上要往男性这个方向靠,要抛弃掉一些女性化的特征。有男骑手就会挺鄙夷地说,那已经不算女的了。

但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是,到了冬天,大家都裹得严严实实的,蓝的黄的骑手制服,你看不出性别。但女骑手都会裹一条围巾,红的、黄的,很鲜艳的。我觉得这也是她们主动要的,去标识出她们女性的身份。

跟2018年比的话,我觉得骑手的处境可能是更糟糕了。你想2018年送一单的价格是8块,现在下跌到5块。他们要保证收入不下跌,只能不断地内卷,付出更长的工作时间,压缩每一单的配送时间,送更多的订单。

2018年我觉得换工作可能是一种反抗方式,但我现在已经不这么认为了,因为大家都在做平台,都是零工经济,你自以为走出一个牢笼,实际可能是进入一个新的牢笼。但没办法,因为很多骑手自身的条件就决定了,他不可能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主导权。

(改变)很难。除非是平台想改变,或者是政府出台相关的政策,不然的话没有办法。所以我觉得北京劳动关系处的副处长去体验送外卖是有必要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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